文／Allison；圖 ／小李
《東京教父》是動畫大師今敏被譽為最溫暖之作，故事描繪了大叔阿仁、跨性別者小花、逃家少女美由紀組成的無家者拼裝家庭，他們在聖誕夜裡發現了棄嬰，就此踏上尋找嬰兒家人的奇妙旅途，這趟充滿偶然的尋親過程同時也是他們的自我救贖，嬰兒的誕生為他們的生命在聖誕夜裡創造了奇蹟。2003年上映的《東京教父》以詼諧的方式將貧窮、跨性別、無家者、移工等議題揉和在一起，同時也令人反思家庭形式的多樣性。以下將從日本的無家者與跨性別者的權益進行探討，了解這些受到社會拒斥的生命在這些年間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
小李的圖
▍日本政府的無家者政策與台灣之比較
日本在經歷泡沫經濟之後，出現了大量無家者的蹤影，直到2002年才通過了《無家者自立支援特別法》來面對無家者的問題。根據社會學者戴伯芬（2018）的分析指出：「在日本高度的工作倫理社會中，無家者多半肇因於經濟結構改變的就業問題，屬於被結構壓迫而淪落者，這也是日本政府願意積極介入的原因。」日本亦透過「公屋」政策讓無家者能度過生涯轉型的期間。然而，臺灣對於無家者採取的是「殘補式」的福利政策，以緊急性、過渡性服務模式為主，缺乏穩定性服務，主因在於臺灣缺乏公共住宅政策，無法滿足無家者居住需求，落實居住正義。學者黃克先也點出「積極且優先解決無家者住宿需求的居住優先（Housing First）策略，能十分有效且節省開支地緩解無家可居的問題，尤其是針對長期無家可居者更為有效。 」比起要求無家者尋找工作，為無家者提供獨立的生活住居空間反而能使他們重建尊嚴，並且更能有效達成讓他們回歸社會的目標。黃克先進一步指出：「台灣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之所以無法採取積極且適切的作為，究其因在於迎合整體社會保守氛圍，以及過往經濟發展模式所鞏固的想像，認為願意打拼就能出頭天、失敗者都是自己不夠努力與堅強、好好工作就能過上好日子。」比起日本，台灣將無家者流落街頭的處境歸咎於個人，而忽略他們的處境是否受到社會結構衝擊而致，這樣的污名重創了無家者作為人的自尊，因此「無家者需要的不僅是更正義的資源分配方式，還包括對其人性與尊嚴的肯認。」比起給予金錢、食物或工作，《東京教父》中的三位無家者所需的會是社會的同理，以及一個能自在哭泣的避風港。
圖 © 今敏
▍跨性別者在日本
日本在2004年頒布了《性別認同障礙特例法》，只要符合五項要求：20歲以上、目前未婚、沒有未成年子女、沒有生殖器官或沒有生殖功能（絕育）、外觀跟另一性別的器官部分相似，便能依法改變戶籍上的性別。當年該法案生效時，批准更改性別的人數僅97人，在2010年首次超越500人，到了2019年則來到單年新高948人，15年期間總計共9,625人。從中可見，日本社會對於LGBTQ+族群的友善程度提升，這也使得更多跨性別者勇於做自己，也有相關的影視作品出現，例如：《午夜天鵝》、《當他們認真編織時》、《女子的生活》等作品。除此之外，日本的政壇也有著跨性別者的存在：日本第一位跨性別議員上川礼，自小深受性別認同的困擾。她在27歲時放棄了「男性」的身分，並在35歲時公開自己跨性別的身分參與市議員的選舉，隨後並成功獲得選民的認同，成為日本第一位跨性別政治人物。《東京教父》中欠缺安全感的跨性別者小花，他如果能夠生活在現代，也許他在失去伴侶後得以獲取更多的社會支持，讓她不會因為跨性別者和孤兒的身份而自我放逐。
圖 © 今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