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px

【永續在台灣.台灣在永續】系列|你的台灣不是你的台灣

1980年代,臺灣興起「本土化運動」,文化政策促進地方文化的抬頭,也促成追溯文化根源的浪潮。各原住民族開始勇於說出自己的族群身分、追尋自己的母文化。隨著時間興起的意識和文化認同,促使年輕一代的重新追尋文化根源和自我的身分認同。然而當他們回望過往,卻發現屬於他們的歷史被埋沒、被歸類於主流文化之下,屬於部落的文化和社會結構被一次次的殖民統治撕裂,其聲音被沉默,觀點被掩蓋,埋葬在歷史中無從追尋,更甚者被抹去整個族群,至今無法被正名。強制被同化的歷史成為年輕一代追尋身分認同的阻礙,「歷史創傷」透過個人、家庭跟部落,一代代傳遞。

現今社會對於原住民仍有刻板印象與微歧視的情況,諸如「你會講母語嗎?」、「你知道你部落在哪裡嗎?」、「原住民酒量都很好」、「都市長大的原住民憑什麼加分?」「你這麼白,真的是原住民嗎?」對於說者而言,可能是無心的言論,對於聽者卻可能觸及其歷史創傷。

以母語為例,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青年無法流利說母語,甚至不懂母語的原因,需追溯到前幾輩經歷日治時期與戒嚴時期國語運動的傷痛。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希望擁有實質治理權,故不僅武力攻打原住民,也在制定了「國語普及政策」,從教育開始著手進行「治理」。而當時為了有效治理,總督府亦相當要求警政機關培養能說原住民語的人才,進行溝通與教育。可以說,對殖民政府而言「學習原住民語言」與「普及日語」同等重要。總督府藉由教育及對部落的調查,培育青年團組織加深對原住民族的教化,使其成為帶領部落「進步」的角色。然所謂的「進步」背後,即是將原住民族原有的文化定為次等文化,不啻於一種文化洗腦。儘管皇民化運動並未完全禁原住民母語,但是多數仍有局部禁止的情況,而能說流利日語者成為被日方委以重任的對象。在語言與文化雙重同化下,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青年被困於原部落文化與日方文化間,產生身分認同的錯亂。電影《賽德克巴萊》中,花岡一郎、花崗二郎即是一例。

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頒布並推動「國語政策」。獨尊國語的政策比日治時期更具強制力,台灣各民族的語言都被打壓,然而原本就不屬於漢語體系的原住民族語流失地更加迅速。

1949年,政府頒布「山地教育方針」,第一條為「徹底推行國語,加強國家觀念」。1951年為了打壓本土意識,政府實施「山地平地化政策」,實則為「同化」政策,以制度性的方式將瓦解原住民文化。其中第二十條規定為「積極獎勵國語、國文,以各項有效辦法,啟發山胞學習國語國文興趣,嚴格考核山地國語國文推行進度」;1955年,政府在「山地鄉」組織「國語推行小組」;1956年「說國語運動」,全面性強制規定各機關學校公共場所一律使用國語;1962 年教育部修正通過「國民學校課程標準」,規定教學用語言一律用國語,過去族語扮演的輔助教學角色也被禁止。1970年代,台灣開始「本土化」的風潮,「臺語」逐漸盛行,也刺激了原住民族的自覺運動,但當時仍僅有「臺語」被視為「本土語言」。1971年實施的「台灣省加強推行國語實施計畫」,仍持續加強原住民的「國語文教學」。

因此對於當時的原住民族人,標準無口音的國語,成為在漢人社會生存的條件。導致原住民家長為了避免孩子受到歧視而選擇不教母語,這並非是對自身文化的貶低而是在時代背景下的保護,卻也衝擊年輕世代學習母語,認識自身文化的機會。

前述提到,以制度性的方式將原住民的文化瓦解,除了語言外,改名與土地剝奪亦是其中一環。其中,強迫原住名改掉傳統姓名,是從制度上強制打碎其身分認同,直接摧毀以部落為單位的社會模式與家族凝聚力,使關係變得錯亂,迫使原住民同化。

原住民改名可追溯至清代,西部原住民因較常與漢人及清朝官員溝通而使用漢姓,但其日常生活中仍用原本姓名。清代的賜姓、歸化、招撫等政策雖是為了體現其優越地位,但未強制原住民族改名。

到了日治時期,總督府開始實施戶口登記,以片假名拼寫登記原住民名字,而後透過賜予表現優異的原住民學子日本姓名,或是在入學時即改為日本姓名,強化其對日本的忠誠,也造成部分年輕原住民的身分認同錯亂。皇民化時期,日本推動殖民地的改姓名政策,原住民被大規模改姓,儘管政策並不算強制性,但依然有日警主導下全部落強制改日本姓名的情況。

國民政府接收後,公佈《台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然原住民族的命名方式不被承認,因此被強制冠上漢人姓名。此辦法,甚至延續戶籍簿上祖先之名亦被改為漢姓漢名。加上日治時期粗糙的集體遷移政策,與國民政府強制徵收「國有土地」,壓縮原住民生存空間,不少人只能遷往都市,生存在漢人為主的社會下,原住民的名字更是逐漸沒落。

這些的政策首當其衝的便是平埔族。從清領時期的「熟番」、日治時期的「熟蕃」、「平埔族」,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平埔族都是首先被「教化」、「同化」的一群,他們的土地最先被侵占剝奪,終至失去其姓名與族名,在一般大眾對歷史的理解中成為漢化殆盡的一群。對於平埔族後裔,他們對身分和文化認同的追尋更加困難,成為在歷史中流浪的一群。詳細可參見《沒有名字的人》一書。

現今社會,原住民自覺抬頭,然過往因殖民壓迫而無法了解自身文化、習得流利母語的孩子,甚至是尚未被正名的平埔族,又被迫面對主流社會對其原住民族身份的質疑。而今對於過往歷史的紀錄與解讀,又多是以漢人本位為觀點出發,被歸於中華民國官方視角下,原住民的觀點無法被記錄,加深追尋根源的困難。對於都市年輕原住民,在都會被社會質疑,回到部落被長期受和人文化的長老質疑根本不懂部落,他們找不到認同跟歸屬,在兩邊都無法完全融入,形成他們對於自我認同的掙扎與錯亂。

社會脈絡下對原住民經濟與健康的影響

延續前述,政府徵收「國有土地」,加上五零到六零年代,政府大量推動經濟建設發展的政策,與資本主義下新興政經秩序影響部落生活,使部落物資逐漸商品化、資源分配漸進邊緣化,及缺乏工作機會的情況下,原住民為了獲得資源、機會以及提升教育程度,大量遷往都市,成為「都市原住民」,卻也使部落空洞化。然而僅少數人能成功翻身,大多數的人因為教育程度不足加上原住民口音,備受歧視與剝削,加上有限的社會支持系統,造成原住民在都市謀生並未入預期順利。 

即使現今原住民意識抬頭,越來越多人投入學界、社運,為原住民族爭取權利,但從近幾年的報告來看,原住民族依舊處於社會不平等的地位。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年第一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中,原住民的勞動力參與率為61.39%,略高於全體民眾的59.14%,然而其中以「製造業」(14.58%)比例最高,其次為「營建工程業」(13.51%)及「住宿及餐飲業」(10.39%),可以看出,從事專業人員依舊較少,且製造及營造業多受體力與年紀縣市,使從業的原住民族人須遠離部落到都市工作。

而原委會2020的調查中顯示15歲以上原住民就業人口26.3萬人,其中有近六成從事服務業。原住民每人每月平均收入為3萬元,較全國人民平均少了一萬,甚至近半原住民有收入低於3萬。自2010年起,原住民失業率趨勢與全體失業率趨勢相同,卻始終高於全體國民。而不佳的經濟狀況造成原住民孩子無法獲得同等的教育資源與機會,更甚者可能交由祖父母教養或需要照顧祖輩,在2019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中也確實顯示教育程度與職業之間距有關連性,缺乏教育資源與機會只會造成貧窮世襲。

除了薪資與失業率,原住民的健康與壽命也呈現不平等。2015年台灣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為71.9歲,低於全國平均的80.2歲。過去10年來,兩者差距始終維持在8.2至9.4歲之間。平均壽命差距脫離不了經濟遷移的因素。1950年代,農作已無法支撐生計,原住民族人只能前往都市,期待能掌握更多的就學與就業機會,但也意味著必須面對陌生環境帶來的風險,從原生部落脫離。而原住民族人從事的工作多是高耗體力又有高度替代性的工作,頻繁更換工作又不具前景,兼之受到都市的隔閡與歧視,心理壓力驟增,對身心健康都造成影響。而當時與原住民相關的政策,圍繞著經濟事務、「生活改進」,讓原住民更平地化、更漢化的措施,全然忽視了原住民主體,身心健康更成為邊緣化議題。

原住民的社經地位與處境在現今社會依舊處於相對弱勢,而對於原住民的處境解讀不能忽略社會脈絡,更不能視之為個別事件,歷史創傷直至今日依舊未被撫平。國內依舊存在的不平等是SDG10所闡述並重視的議題,亦是這個世代應該正視並尋找解方的問題。

關於原住民運動請看:
從泛原運、部落主義到民族議會: 回首走過的路 - 原視界 Indigenous Sight
平埔族群的未竟之路 - 原視界 Indigenous Sight
述說「原」委 ── 一段課本從沒教你的台灣原民議題歷史回顧
原運之後 我們還在路上

參考文獻

原視界網站

Ciwang Teyra / 認識原住民族歷史創傷與微歧視 – 原視界 Indigenous Sight

轉型正義是一個進行式

原住民就業的變與不變

都市原住民二代:我的父母如何墜入都巿經濟、健康弱勢邊緣-報導者

刻板「原」罪從哪來?研究「微歧視」的台大學者盼修復族人創傷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twreporter.org)

原住民族歷史與社會議題教學資源網站

故事StoryStudio網站

故事|【沒有名字的人】(1~5)

漂泊在民族與國家之間,徘徊於傳統與現代之隙─評《牡丹社事件 靈魂的去向》

原民困境 陷貧窮世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