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歷史發展而言，台灣認同首先是對這塊土地的認同。即漢人為主的台灣住民從移民性格強烈的「移墾社會」，逐漸轉變成為傳統漢人社會。以宗族組織的建立而論，台灣漢人移民的祭祀從原先同步祭祀原鄉祖先唐山祖與來台開基的開台祖，轉變為以開台祖祭祀為重點，且開台祖之後裔逐漸成為社會主體，意味著社會發展已相對地呈現「在地化」或「土著化」的性格。而後的科舉考試的制度，使得台灣的仕紳家族至少在現實上，必須放棄中國的原鄉，選取居住地台灣作為認同的對象。然此時還停留在地方意識的層級，與台灣作為疆域形成的共同體認同不同。
1895年面對馬關條約與日本入侵，台灣住民在被遺棄與保鄉衛土的心情中，與日對抗，興起台灣一時的一體感。但直至日治時期初，台灣有了全島性的文字媒體，才有了「想像共同體」形成的可能性。隨著台灣島內交通網路逐漸形成給予台灣意識形成的外在因素。
然真正推動台灣意識萌芽、形成的主因是日本統治台灣的差別性待遇，台灣菁英與之爭取權益而主張台灣非得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意識的形成有其建立過程，最初政治抗爭是爭取與日本「內地」同等待遇，主張「撤廢六三法」，然而此主張無異於標舉了「內地延長主義」的改革主張，具有同化主義，台日制度一體化，台灣文化的特殊性無法確保。因此當第一次大戰結束，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主張衝擊台灣知識界，使其進一步意識到台灣人整體自我認同的重要性，開始出現日本用一致的制度來統治台灣是否合宜的質疑，更使得撤廢六三法運動轉向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訴求來看，開始明確以「台灣住民」為主體追求台灣自治，其意義不只是爭取參政權，更是意識到台日差異性，從「民族問題」層面思考。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在認知台灣與漢文化的密切關係下，透過批判腐敗漢文化，並引進西方近代文明使之普及民間，以推動台灣主體文化，其建立是台灣菁英自覺與台灣文化自覺的表現。隨後興起的台灣話文運動，強調書寫大眾的生活、情感的重要，又於1930年興起了台灣「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實際上即是受當時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的影響。儘管話文運動並未成未台灣文學主流，卻是強調台灣主體性的文化運動。而後發展的台灣民黨、台灣共產黨，都是將「台灣人」視為一整體的概念，甚至是標舉民族自決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主張。
如前述，台灣住民有了與日本人相對立的民族自覺，然當時台灣人的身分認同也十分複雜，除了極少數回歸中國的祖國派，和主張殖民地民族自決者外，台灣人與日本人影響其身分認同最重要的因素在於差別感。
客觀以歷史來說，經歷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回想起那50年，懷有非常複雜的感情。殖民政府推動台灣的現代化，建設了街道、房舍、學校、醫院，引進時間觀念，也帶來先進的水利系統，台灣成為日本外東亞最進步的國家。然日本視台灣人為二等公民，限制生活空間，透過教育和制度進行強制的文化洗腦，壓榨台灣的資源與勞工，引發抗爭。魏德聖導演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即描述了原住民的反抗，儘管該片以霧社事件為主軸，但依然能從中看到大時代底下人民面對原有文化與日本文化之間無所適從的認同錯亂，尤其對於自幼接受日本教育的一代而言，彷彿在兩邊都無法完全融入，只能拼命的向其中一方靠近。這樣的情況同樣發生於長期在台居住甚至成長的日本人身上，可參見《灣生回家》，在此不多做贅述。
總結日治時期的台灣，環境及公共建設造就了台灣人共同體意識的萌芽，台日的區隔與差異，逐漸形成台灣住民的一體感與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雛形，但在50年間接收的日本思想與代表進步的建設也造就了相對年輕的一代對於文化和身分界定的迷茫。
在日治結束後，因為前近代的血緣認同或是文化傳承，不少台灣人依然存在「漢族」的想像認同，使「漢族意識」高漲，而這樣的「漢族」認同，轉換為中國或是中華民族的「祖國」認同，也因此當國民政府甫接收台灣時，人民熱烈歡迎。
然抱持過高期望，但來台軍官卻軍紀渙散，文明水準也不及經日本統治50年的台灣，加上228事件後，使台灣人民對「中國」的期待破滅，轉為不信任，造成內外省情節與族群矛盾。於外省統治者而言，台灣人民是被日本奴化的一群，但對於內省人民而言，外省政府貪腐且無能。
隨著國民政府敗退至台灣，移入了大量的新住民，此後38年，國民黨當局強勢推動大中國主義的教育內容，及白色恐怖的高壓統治，不論對內外省人而言，都是時代創傷，在威權高壓統治下更是加深了省籍與階級間的隔閡，人民無從與不同於自身的團體及族群達成和解。楊德昌導演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是以此時代為背景，講述男主角尋求尊重與認同的絕望；電影《返校》同樣以白色恐怖為背景，講述人民被政治迫害的故事。而傳唱民間的〈何日君再來〉正是國敏檔政府傳播反攻大陸思想的象徵。
此時期不論內外省人，大致在國家位階上仍抱持對中國或是中華民族的認同，是大中國架構下的台灣認同，也形成往後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認同觀。
高壓統治依然不能磨滅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尋求自身國家與文化認同的精神。1964年彭明敏教授與其學生起草「臺灣人民自救宣言」，其中以「一中一臺」主張作為解決台灣國際定位，區分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訴求，並要求以臺灣人民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為基礎，對外確立主權，對內追求民主憲政。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後，在國際上漸處於邊緣地位，同年12月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通過〈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強調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此一主張掀起海外台灣人民自決運動。雷震〈救亡圖存獻議〉中也向國民黨當局呼籲應改革使台灣作為一個合乎「權力分立」原則的民主憲政國家。1977年，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進一步發表〈人權宣言〉，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的住民決定，並促請當局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這種台灣住民自決的要求，影響了1970年代末期的黨外運動。
直至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黨外訴求一度趨於保守，著重在「制衡」。然1982年的「市政研討聯誼會」，再度提倡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後，住民自決成了黨外人士主要的政治訴求之一，促成民進黨成立，是黨外人士對國家走向的核心主張。在台灣島內提倡住民自決的同時，中共也不斷地打壓台灣的國際地位，日漸地邊緣化也反映在羅大佑1983年〈亞細亞的孤兒〉一曲中，這種打壓是悲劇，但也是讓獨立的台灣認同誕生，開啟台灣民主道路的轉機。
終於台灣在1987年解除戒嚴，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及廢除「懲治叛亂條例」，隔年終結了「言論叛亂」的白色恐怖。此一時期，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仍是相對多數的主張。此後隨著民主化的加深，中國人認同、台灣人認同及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三種不同的認同中，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比率持續上升，認為自己只是中國人的比率下降最為明顯，而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認同下降則較緩慢。1995年只是台灣人的比率超過只是中國人的認同，2001年開始拉近與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的比率，並在2008年超越了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的比例。
而直至今日，20到29歲的人有超過八成認同自己為台灣人，年輕一代不似老一輩受過往殖民統治和極權政治的影響，也不囿於族群與傳統思想，他們對於自由民主，有公共參與權的台灣社會有強烈的身分認同，並以人權伸張為傲。
然認同趨勢並不等於統獨趨勢，在2014年底的調查中，「維持現狀」比率高達59.5％，支持「盡快獨立」和「偏向獨立」比率為23.9％。從數據可見，台灣人的認同與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認同之間出現一定程度的斷裂，並對「中華民國」的代表性產生質疑。但這不只是台灣住民自我認定的問題，更是要從國際法及國際政治的角度研究的課題。
在後續調查中可得知，從台灣身分認同到正常化國家認同是相關的。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比例越高，認同或贊成台灣應該作為正常化或新國家的比例也會增加，然二者之間有落差，其原因為兩岸和平的問題，對於台灣在國際的處境是否可以接受，將是另一個重要的關鍵。
#SDG16、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的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摘錄與參考資料：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台灣認同的歷史發展與問題： 從台灣身分認同到正常化國家認同〉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從省籍矛盾到族群差異，從國家認同到統獨爭議—歷史與社會的思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