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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訪與質變:紀念空間中的時間性與歷史意義|《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曹欽榮專訪

採訪、文字/翁皓怡;攝影/劉冠旭

今年度熱門國片《流麻溝十五號》改編自口述歷史報導書《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作者曹欽榮不只是轉型正義研究者、人權推廣者,還曾參與許多台灣人權博物館的設計。本次人物專訪試圖從「地域」與「空間」出發,透過不同媒介、跨時空的「重訪」,回到綠島「流麻溝十五號」遺址,於彼回應臺灣轉型正義、紀念地現況,拓展、回應,和補足書籍、電影之可能不足之觀點。

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

▍重訪之必要:透過對一地新的想像與歷史對話,並處理現世

曹欽榮表示,其書《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從田調階段至訪談,前前後後十餘年,「已經數不清重訪綠島幾次了(笑)」!他強調透過一次次拜訪當地,除看見自然環境地貌的變遷,更見人文層面的不同。「一直以來對受難者的資訊大多來自書籍、資料,但你其實必須去到當地,去接觸人,去認識他們,看看時間過去後,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什麼」,曹欽榮強調人與空間、土地的關係能被置放於歷史時間長軸上,田調因而更顯重要。

關於田調具體內容,除了必須了解當地自然環境,做現地動植物調查,也因為綠島觀光業盛行,每年暑假都有遊客潮,所以要對這些遊客做深入調查。透過了解自然環境現狀與變遷,能去想像受難者在當時的時空如何生存下去,而對現今觀光業的洞察,則能讓人思考——如何向現代人訴說歷史的創傷?如何將歷史時間置入事發當地的空間,在異時同地傳遞過去的故事?而這些問題正是轉型正義的博物館和遺產/遺址被賦予的價值。

如此一來,轉型正義紀念地與遺址,便成為連結歷史與現代的窗口、途徑。而重訪這些地方的意義也必須具備現代價值,曹欽榮強調「必須(對地域)有新的想像,才能處理『現在該怎麼辦』的問題」,比如他提及的綠島生態旅遊,結合在地生機與永續、環境保護觀點,自然與人文歷史均能在「遺產」的時空交織概念下,豐富此地觀光業,而故事則透過此產業傳遞下去。

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

▍威權?人權?紀念地的「質變」與博物館「軟實力」

言及遺產,綠島等轉型正義人權紀念地,與曾經的威權紀念場域之關係,該如何被解讀?兩種意義不同的「紀念」如何共存於現世?對此,曹欽榮強調了紀念地的「質變」,以及發展台灣博物館軟實力的重要性。他強調「比起直接破壞與拆除(中正紀念堂),不如想,怎麼透過內部展覽開始改變,有一天它能成為一個人權博物館(⋯⋯)與現代人對話,滾動地往前走,邀請現代人走進去認識過去」。由此,我們亦可思考人類「紀念」行為的意義轉變,從純粹的緬懷,到一種對話,更甚至和解,紀念地於焉能成為一個人們討論過去、現在、未來的平台。

紀念地的質變概念,與前文提及的「重訪」有相似妙趣,皆透過進入一歷史地域或空間,召喚已逝的時間,並在現代的時空,重新賦予其意義。對此曹欽榮分享了他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第三中隊展示區(蠟像館)親眼見證的道歉與和解——一對曾任職於情報單位的夫婦向他身邊的受難者陳孟和先生致意、致歉,雙方平和握手。

「那個男性就(對陳孟和)說『我們夫妻在此和您道歉,以前我們可能有做對不起您的事』。我當然好奇陳孟和什麼心情,他就說『(台)總統道歉我都沒什麼特別感覺,他的道歉卻特別有感覺』。我想因為他(道歉夫婦)就在現場,並且是主動的。我於是想,這樣的故事是不是能夠作為(轉型正義)和解的重要的啟示?而這樣的故事在紀念地最容易發生,因為來的每個人的先備知識、偏見、既定成見,都會被衝擊,然後會重新去思考,不論你是站在哪個立場。」

曹欽榮以此強調,紀念地的神奇和重要價值就在於,它對不同個體的情感衝擊,帶出了和解的可能。

曹欽榮

▍電影的缺失,用大眾討論補足

最後,關於口述歷史報導書籍被改編成敘事電影《流麻溝十五號》,對於電影可能的歷史觀點之侷限,以及簡化個體立場複雜性的問題,曹欽榮回應,作為原著作者,以及相關領域研究者、人權推動者,他能看見電影有很多不足,但更關注也肯定它所激起的,不論正面或負面的大眾討論。他認為,在處理轉型正義議題時,「個人故事免不了,但集體記憶是什麼?這個挪動就要靠社會去累積辯證」。關於角色與人物厚度被「再敘述」的口述歷史紀錄或是電影編劇簡化和扁平化的可能,曹欽榮則強調希望讀者、觀眾以辯證性角度去看,例如其書中五名受訪者,或是改編為的三位電影角色之「冤枉」與否,以及我們習慣非黑即白地劃分「匪諜」、「英雄」、「冤枉者」的身份標籤,這些可能是歷史「再敘述」潛藏的危險,必須小心。「再來就是,轉型正義的最深層和解還是同理心,想辦法去掉黨派與意識形態偏見,去直接面對人,去關照對方受的苦,也是重要的課題」,曹欽榮笑言。他將這部電影、自己的書籍視為媒介,並肯定那些循之而拓開的大眾面對歷史的多面性。或許更重要的是在眾聲喧嘩的討論裡,嘗試找到個體與歷史對話的位置。

曹欽榮

▍筆者後記

猶記在採訪開始前,曹欽榮老師仔細地紀錄並一筆一畫寫下我與同行攝影師、紀錄編輯的姓名在其筆記本上,爾後訪問過程中,在每一次敘述不同受難者故事時,他也多次強調了他們的姓名,這使我想起了哲學、藝術史學家丹尼爾・赫維茲(Daniel Herwitz)論南非轉型正義時曾寫道:

‘Crucial to the memorialization of Ahmed Timol is an attempt to repair the past by deference to the future: by giving his name a life in the future’ (Herwitz 539).

(按譯:紀念 Ahmed Timol 的關鍵是試圖通過對其姓名在未來可能延伸意義之重視與敬意,亦即——賦予他的名字第二個生命,來修復過往創傷。)

不論是曹欽榮書籍中的五位受訪者,還是他所記得並不斷替其訴說故事的受難者,抑或紀念地碑刻上的無數姓名,其重要意義除在紀念過去,更是在現代時空創造新生,它們在社會不斷積累的辯證和回聲下,從個體轉而為集體印記,並連結歷史與現世。

而對曹欽榮來說,紀念地與博物館具有相同意義,它們在因社會關注、討論而形成的「質變」中,被解構、重構,場域中的時間性、歷史價值於焉被提煉。

曹欽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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