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暴力，給予溫柔與力量：社工師兼性別平權倡議者——專訪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杜瑛秋

文／Catherine；攝影／臥淵

▍成為這樣的她：關於杜瑛秋

杜瑛秋回憶童年和求學背景，如何讓她走到今天的位置。因為出生鄉村，家中務農不分男女都要下田工作，讓她從小就覺得男性跟女性應該是一樣的，直到出了社會後觀察到男女社會性別的不同，才深深意識到男性與女性真的是後天形成的。

回想讀書時，杜瑛秋表示自己也曾經叛逆過，第一次沒有考上大學，差點被爸爸安排回家做女紅，後來努力讀書考上文化大學社工系夜間部，半工半讀時，在打工的安親班看見許多家長對孩子的過分要求，非常有感觸，對兒少的關懷也在心中萌芽。

畢業後杜瑛秋在不少基金會工作過，接觸了短期、長期性別暴力、兒少性剝削的個案，一步步確立自己想專注從事性別相關倡議與服務工作，為此重回校園完成碩士學位與相關研究，更在邊讀書、邊考取社工證照的期間懷孕生下孩子，就這樣同時成為了一位母親與社工師。

▍個案反映體制

談起超過二十年的社工師生涯，杜瑛秋憶起非常有印象的幾次經驗，比如因原生家庭而接觸毒品，進入性工作產業的年輕女性，還有輔導性工作者轉業的服務，她感嘆這些服務最困難的是結案後這些女性將面臨的生活。那些因家庭問題而走上歧路的少女，其實很難再過上正常生活，回到家中，家人的教養方式總是習慣指責，而非包容，將為孩子的成長帶來很大的挫折。而性工作者的轉業則更加困難，比起重新尋找工作，對她們來說，從事性服務能賺到的錢更多，而可能身負重債的她們，便被困在這個惡性循環中，無力跳脫。不論是家庭背景使然，抑或是經濟條件和處境，杜瑛秋面對這些案例的無力感，皆來自整個大環境的既有社會結構問題，一層層的權力剝削，使得處於弱勢的一方，無以掙脫牢籠。

而在服務受暴婦女時，杜瑛秋強調最困難的一點就是處理被害者與加害者的情感，許多暴力事件因為被害者與加害者中間夾著小孩，而變得更糾纏、更難以處理。比如杜瑛秋遇過因為母親視加害者為孩子的父親，而始終對他有著依附之情，而使得關係更複雜；又例如她曾遇過孩子為了母親的安全，選擇父親作為監護人，一方面照顧父親，一方面也確保他遠離母親，聽了不免令人感到辛酸。

即便這些算是個案，卻在在反映了整個體制的問題，讓杜瑛秋更加堅信，唯有相關法規和制度的訂立，以及社會環境的完善，能讓這些難解之情與苦，走向迎刃而解的一天。

▍暴力中的溫暖，無助中有希望

作為社工師，每天接觸各式受害者與其問題，其中充滿悲憤與無力，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負面情緒，杜瑛秋強調了社工的「自我照顧」能力。

「我們會練習不把工作上的故事帶回自己的生活，在社工倫理中也有特別要求社工不可以和個案私下往來，必須讓自己與個案之間保持『專業關係』。」

杜瑛秋補充，每個案子都要有完整的「結案」，而往往一兩年內就必須結案，一旦結案，社工便不能把案子帶走，同樣地，面對案件的情緒，也不能被帶入自己的生活，如此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才能持續做好更多倡議與服務。

「我們很多時候會告訴自己其實已經盡力了，即便無法一瞬改變整個體系，但至少個案因為自己的協助，已經有些改變了。」

杜瑛秋表示面對許多案件，自己當然會有無助感，但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到很多希望，社工讓個案能從黑暗中看到光亮，也讓人們在暴力中感到溫柔與暖意。

▍社工師兼任倡議者，與時俱進的性別平權之路

除了作為社工師服務個案，杜瑛秋同時身兼婦女救援基金會的執行長，參與和發起各項婦女議題倡議活動，而她強調，這兩個身份是相輔相成的，因為在社工服務時從個案的困境看見社會性別結構問題，以及相應的法條、制度的不健全，因此需要透過倡議，讓政府與大眾看見問題所在，並行動而做出改變，杜瑛秋強調，社工的倡議都是基於現實的需求提出的，絕非搖旗吶喊的空談。

鑑於此，不論是身為社工師，還是倡議者，杜瑛秋總是必須與時俱進，而基金會也必須時時刻刻針對現在的社會環境，調整其服務之姿和倡議方針。杜瑛秋舉例在網際網路普及以後，最大的改變是與個案聯絡的方式，早期都是透過電話訪問，資訊時代以及疫情爆發後，更多社工則改以通訊媒體與個案溝通。而談及因資訊時代而衍生的性別暴力問題，便是最近不斷延燒「數位性暴力事件」，杜瑛秋強調這也是婦援會近年發展的服務類型，不論是「未得同意散佈性私密影像」（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或是「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都是他們致力處理與遏止的暴力行為。

▍結語：性別平權需要「國家」

吳爾芙曾說：「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需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全世界。」

吳爾芙所批判的是當時的英國社會與法律對女性的忽視，讓弱勢性別群體感覺「沒有國家」，感覺不被保護，感覺時時刻刻處於無所遁形的暴力之中。如同杜瑛秋回憶自己剛進入社工產業，走上倡議之路初期，當時的台灣法律幾乎不怎麼保障婚姻中的婦女，性別暴力案件的舉報也困難重重，那時的受暴者，或許便如吳爾芙所云——他們沒有國家。

如今，在婦女救援基金會等團體，以及無數社工師和倡議者的努力下，他們為遭受暴力的人建立了一個「國家」，一個有愛、有溫暖、有希望的地方，或許這個「國家」仍然不夠完美，兩性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仍未被瓦解，暴力依然飄蕩風中，但如同杜瑛秋所言：「我是樂觀的，我看見了希望」，願性別平權這條路，我們會越走越平穩，願這個「國家」，越來越安全與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