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臺灣興起「本土化運動」，文化政策促進地方文化的抬頭，也促成追溯文化根源的浪潮。各原住民族開始勇於說出自己的族群身分、追尋自己的母文化。隨著時間興起的意識和文化認同，促使年輕一代的重新追尋文化根源和自我的身分認同。然而當他們回望過往，卻發現屬於他們的歷史被埋沒、被歸類於主流文化之下，屬於部落的文化和社會結構被一次次的殖民統治撕裂，其聲音被沉默，觀點被掩蓋，埋葬在歷史中無從追尋，更甚者被抹去整個族群，至今無法被正名。強制被同化的歷史成為年輕一代追尋身分認同的阻礙，「歷史創傷」透過個人、家庭跟部落，一代代傳遞。
現今社會對於原住民仍有刻板印象與微歧視的情況，諸如「你會講母語嗎？」、「你知道你部落在哪裡嗎？」、「原住民酒量都很好」、「都市長大的原住民憑什麼加分？」「你這麼白，真的是原住民嗎？」對於說者而言，可能是無心的言論，對於聽者卻可能觸及其歷史創傷。
以母語為例，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青年無法流利說母語，甚至不懂母語的原因，需追溯到前幾輩經歷日治時期與戒嚴時期國語運動的傷痛。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希望擁有實質治理權，故不僅武力攻打原住民，也在制定了「國語普及政策」，從教育開始著手進行「治理」。而當時為了有效治理，總督府亦相當要求警政機關培養能說原住民語的人才，進行溝通與教育。可以說，對殖民政府而言「學習原住民語言」與「普及日語」同等重要。總督府藉由教育及對部落的調查，培育青年團組織加深對原住民族的教化，使其成為帶領部落「進步」的角色。然所謂的「進步」背後，即是將原住民族原有的文化定為次等文化，不啻於一種文化洗腦。儘管皇民化運動並未完全禁原住民母語，但是多數仍有局部禁止的情況，而能說流利日語者成為被日方委以重任的對象。在語言與文化雙重同化下，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青年被困於原部落文化與日方文化間，產生身分認同的錯亂。電影《賽德克巴萊》中，花岡一郎、花崗二郎即是一例。
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頒布並推動「國語政策」。獨尊國語的政策比日治時期更具強制力，台灣各民族的語言都被打壓，然而原本就不屬於漢語體系的原住民族語流失地更加迅速。
1949年，政府頒布「山地教育方針」，第一條為「徹底推行國語，加強國家觀念」。1951年為了打壓本土意識，政府實施「山地平地化政策」，實則為「同化」政策，以制度性的方式將瓦解原住民文化。其中第二十條規定為「積極獎勵國語、國文，以各項有效辦法，啟發山胞學習國語國文興趣，嚴格考核山地國語國文推行進度」；1955年，政府在「山地鄉」組織「國語推行小組」；1956年「說國語運動」，全面性強制規定各機關學校公共場所一律使用國語；1962 年教育部修正通過「國民學校課程標準」，規定教學用語言一律用國語，過去族語扮演的輔助教學角色也被禁止。1970年代，台灣開始「本土化」的風潮，「臺語」逐漸盛行，也刺激了原住民族的自覺運動，但當時仍僅有「臺語」被視為「本土語言」。1971年實施的「台灣省加強推行國語實施計畫」，仍持續加強原住民的「國語文教學」。
因此對於當時的原住民族人，標準無口音的國語，成為在漢人社會生存的條件。導致原住民家長為了避免孩子受到歧視而選擇不教母語，這並非是對自身文化的貶低而是在時代背景下的保護，卻也衝擊年輕世代學習母語，認識自身文化的機會。
前述提到，以制度性的方式將原住民的文化瓦解，除了語言外，改名與土地剝奪亦是其中一環。其中，強迫原住名改掉傳統姓名，是從制度上強制打碎其身分認同，直接摧毀以部落為單位的社會模式與家族凝聚力，使關係變得錯亂，迫使原住民同化。
原住民改名可追溯至清代，西部原住民因較常與漢人及清朝官員溝通而使用漢姓，但其日常生活中仍用原本姓名。清代的賜姓、歸化、招撫等政策雖是為了體現其優越地位，但未強制原住民族改名。
到了日治時期，總督府開始實施戶口登記，以片假名拼寫登記原住民名字，而後透過賜予表現優異的原住民學子日本姓名，或是在入學時即改為日本姓名，強化其對日本的忠誠，也造成部分年輕原住民的身分認同錯亂。皇民化時期，日本推動殖民地的改姓名政策，原住民被大規模改姓，儘管政策並不算強制性，但依然有日警主導下全部落強制改日本姓名的情況。
國民政府接收後，公佈《台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然原住民族的命名方式不被承認，因此被強制冠上漢人姓名。此辦法，甚至延續戶籍簿上祖先之名亦被改為漢姓漢名。加上日治時期粗糙的集體遷移政策，與國民政府強制徵收「國有土地」，壓縮原住民生存空間，不少人只能遷往都市，生存在漢人為主的社會下，原住民的名字更是逐漸沒落。
這些的政策首當其衝的便是平埔族。從清領時期的「熟番」、日治時期的「熟蕃」、「平埔族」，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平埔族都是首先被「教化」、「同化」的一群，他們的土地最先被侵占剝奪，終至失去其姓名與族名，在一般大眾對歷史的理解中成為漢化殆盡的一群。對於平埔族後裔，他們對身分和文化認同的追尋更加困難，成為在歷史中流浪的一群。詳細可參見《沒有名字的人》一書。
現今社會，原住民自覺抬頭，然過往因殖民壓迫而無法了解自身文化、習得流利母語的孩子，甚至是尚未被正名的平埔族，又被迫面對主流社會對其原住民族身份的質疑。而今對於過往歷史的紀錄與解讀，又多是以漢人本位為觀點出發，被歸於中華民國官方視角下，原住民的觀點無法被記錄，加深追尋根源的困難。對於都市年輕原住民，在都會被社會質疑，回到部落被長期受和人文化的長老質疑根本不懂部落，他們找不到認同跟歸屬，在兩邊都無法完全融入，形成他們對於自我認同的掙扎與錯亂。
社會脈絡下對原住民經濟與健康的影響
延續前述，政府徵收「國有土地」，加上五零到六零年代，政府大量推動經濟建設發展的政策，與資本主義下新興政經秩序影響部落生活，使部落物資逐漸商品化、資源分配漸進邊緣化，及缺乏工作機會的情況下，原住民為了獲得資源、機會以及提升教育程度，大量遷往都市，成為「都市原住民」，卻也使部落空洞化。然而僅少數人能成功翻身，大多數的人因為教育程度不足加上原住民口音，備受歧視與剝削，加上有限的社會支持系統，造成原住民在都市謀生並未入預期順利。
即使現今原住民意識抬頭，越來越多人投入學界、社運，為原住民族爭取權利，但從近幾年的報告來看，原住民族依舊處於社會不平等的地位。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年第一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中，原住民的勞動力參與率為61.39%，略高於全體民眾的59.14%，然而其中以「製造業」（14.58%）比例最高，其次為「營建工程業」（13.51%）及「住宿及餐飲業」（10.39%），可以看出，從事專業人員依舊較少，且製造及營造業多受體力與年紀縣市，使從業的原住民族人須遠離部落到都市工作。
而原委會2020的調查中顯示15歲以上原住民就業人口26.3萬人，其中有近六成從事服務業。原住民每人每月平均收入為3萬元，較全國人民平均少了一萬，甚至近半原住民有收入低於3萬。自2010年起，原住民失業率趨勢與全體失業率趨勢相同，卻始終高於全體國民。而不佳的經濟狀況造成原住民孩子無法獲得同等的教育資源與機會，更甚者可能交由祖父母教養或需要照顧祖輩，在2019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中也確實顯示教育程度與職業之間距有關連性，缺乏教育資源與機會只會造成貧窮世襲。
除了薪資與失業率，原住民的健康與壽命也呈現不平等。2015年台灣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為71.9歲，低於全國平均的80.2歲。過去10年來，兩者差距始終維持在8.2至9.4歲之間。平均壽命差距脫離不了經濟遷移的因素。1950年代，農作已無法支撐生計，原住民族人只能前往都市，期待能掌握更多的就學與就業機會，但也意味著必須面對陌生環境帶來的風險，從原生部落脫離。而原住民族人從事的工作多是高耗體力又有高度替代性的工作，頻繁更換工作又不具前景，兼之受到都市的隔閡與歧視，心理壓力驟增，對身心健康都造成影響。而當時與原住民相關的政策，圍繞著經濟事務、「生活改進」，讓原住民更平地化、更漢化的措施，全然忽視了原住民主體，身心健康更成為邊緣化議題。
原住民的社經地位與處境在現今社會依舊處於相對弱勢，而對於原住民的處境解讀不能忽略社會脈絡，更不能視之為個別事件，歷史創傷直至今日依舊未被撫平。國內依舊存在的不平等是SDG10所闡述並重視的議題，亦是這個世代應該正視並尋找解方的問題。
關於原住民運動請看： 從泛原運、部落主義到民族議會： 回首走過的路 - 原視界 Indigenous Sight 平埔族群的未竟之路 - 原視界 Indigenous Sight 述說「原」委 ── 一段課本從沒教你的台灣原民議題歷史回顧 原運之後 我們還在路上
參考文獻
Ciwang Teyra / 認識原住民族歷史創傷與微歧視 – 原視界 Indigenous Sight
都市原住民二代：我的父母如何墜入都巿經濟、健康弱勢邊緣－報導者
刻板「原」罪從哪來？研究「微歧視」的台大學者盼修復族人創傷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twreporter.org)
故事｜【沒有名字的人】（1~5）